李谕等人对化学奖没有提名权，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哈伯，这个颁奖在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中争议性非常大。 哈伯的在科学上的功劳没的说，合成氨功在千秋，解决了粮食问题。 不过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哈伯的为人嗤之以鼻，颁奖时他的演讲几乎无人鼓掌。 因为严格说，哈伯犯了严重的战争罪。战争期间，他把合成氨工厂转而生产硝酸铵，从而制造炸药；最关键的是，他引领了化学战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污点。 慕尼黑大学要举办一场物理学会议，李谕与爱因斯坦想邀请普朗克同行，不过他因科学院的事务缠身没能同行。 慕尼黑大学刚刚成立的“数学－物理研究班”隆重接待了李谕和爱因斯坦。 数学－物理研究班主要有四名教授：维恩、林德曼、福斯、索末菲。 其中维恩、索末菲两人是搞物理学的，林德曼与福斯是搞数学的。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，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，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，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，正好是两个领域，爱因斯坦讲相对论，李谕讲了量子理论。 李谕把下一步准备发表的论文提前进行了部分演讲： “量子力学已经发展多年，基于近些年的研究，尤其是在对普朗克公式的研究，我认为到了提出一个新观念的时候。 “在微观领域，我认为存在‘全同粒子’，而且它应是一个基本的规则。 “我们知道，宏观世界中任何两片树叶都不一样，任何两个鸡蛋也都不一样。 “但在微观领域，由于量子的特性，必然要有完全相同的粒子，它们的内禀属性，比如质量、电荷等等完全相同。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能够将它们区分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它们完全相同。” 底下突然有个学生举手：“院士先生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” 按流程，这时候轮不到学生发问，不过李谕还是说：“可以。” 那名学生起身道：“谢谢院士先生，我叫泡利，是一名研究生。我想问，全同粒子，指的是光子和电子吗？” 好嘛，原来是物理学界的超级“怼神”泡利，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。 “是的，”李谕说，“从实验的总结来说，微观粒子根本无法区分，完全相同，交换两个全同粒子体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。” “这就是单光子试验的理论依据吧？”泡利问。 “你非常聪明。”李谕说。 泡利身旁的一位学生也举起手：“院士先生，我也有个问题。” 泡利却对他说：“海森堡，你还没有正式进入大学，不能提问。” 海森堡？ 李谕咳嗽了一声：“没关系，泡利同学，让他问吧。” “感谢院士先生！”海森堡说，然后站起来问道，“既然光子可以是全同粒子，那么电子与质子哪？还有您预言的中子？” 这个问题很犀利，也很本质，李谕说：“我认为他们也是全同粒子，不然原子的性质就会出现细微差别，它们组成的整个世界都将乱了套。” 多年后学界证实，电子、光子是全同粒子，质子、中子这种复合粒子也是全同的（虽然它们还有夸克结构）。 他们问完后，索末菲等人进行了接下来的问询环节，唯独维恩对这套理论不太感兴趣。 结束演讲，众人来到会议室。 福斯说：“那个叫做海森堡的学生，我好像见过。” 林德曼说：“是的，几天前他的父亲将他带来慕尼黑大学，要让他报名为我的学生学习数学，好让他远离那些好斗的团体与组织。” 他指的还是这时候的巴伐利亚的那些动乱，海森堡挺不安分的。 福斯问：“您没有同意？” 林德曼点了点头：“他不像个学数学的。” 林德曼本人搞的是数论，比较着名的成就是证明了π的超越性，给古希腊三大尺规作图问题中的“化圆为方”问题结了案（即π的超越性导致不可能化圆为方）。 李谕好奇道：“教授为什么这么评价海森堡？” 林德曼说：“他有些傲慢，不想读大学本科，要直接成为研究生，而他只是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年轻人。面试时，我问他读过什么书。海森堡回答说，《数论》，还有外尔的《空间-时间-物质》。言语中对这本《空间-时间-物质》更加喜欢。” 《空间-时间-物质》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。 林德曼继续说：“我赞同希尔伯特先生的说法，物理学是不完备的，如今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，可以说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。所以我并不喜欢外尔那种用物理学来玷污纯数学的做法。因此我对海森堡说，‘你不再属于数学。’” 估计多年后海森堡得感谢他的拒绝，甚至由衷说一句“看人真准！” 李谕说：“要是喜欢物理学，完全可以把他介绍给索末菲教授嘛。” 林德曼没什么意见，对索末菲说：“你赞同的话，可以面试他。” 从刚才演讲时的提问，索末菲就听出来这个叫海森堡的年轻人有两下子，而且他本人也是搞数学起家的，当年崇拜汤姆逊的“数学物理学”，转入了理论物理学研究。 海森堡原本有志于数学，但索末菲看得出，他的物理直觉也异常好，于是说：“还好他没有离开慕尼黑。” 数学此后帮了海森堡的研究，而且帮助不小。 比如他提出的矩阵力学，对同时期绝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，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！ 因为这时候矩阵（或者干脆叫线性代数）只有少部分数学家搞，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研究莫名其妙的矩阵。 海森堡那时候属于硬碰，因为他也是研究了好久才知道原来自己费了大劲弄出来的东西，数学界早就有人搞出来了（仅限数学部分）。 虽然绕了弯，但这件事完全展示了他在数学、物理两方面的巨大天赋。 稍晚些时候，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李谕同在办公室中。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，就决定收下他。 “我愿意接纳你，但我的研究所比不上维恩教授的实验室。”索末菲说。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：“我并不擅长做实验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。” 索末菲说：“你还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吗？关于你要进入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学。” “我想不需要了，否则他会很担心，”海森堡说，“但我是真心崇拜今天演讲的李谕先生还有爱因斯坦先生，愿意转入理论物理学。” 李谕说：“那你知不知道，爱因斯坦先生曾经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，乃至于在一家专利局当了好几年专利员，才谋求到了一个大学教职。理论物理学的就业面非常窄，几乎仅限于大学教授。而数学与实验物理学发展了多年，在工业界和中学中都可以轻松找到工作。” 海森堡自信说：“我肯定可以成为一名大学教授，即便现在大部分的大学教授已经满员，因为我比他们都要强。” 李谕笑道：“祝你好运。” 他能进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运，现在研究原子光谱这种量子问题的研究所没有几个大学开设。 当然了，按照要求，研究理论物理学的学生肯定要必修维恩的实验物理学课程。 在慕尼黑接下来的几天，李谕写出了关于“全同粒子”的论文，准备投给《SCIENCE》。这算开个头，“全同粒子”的实验证实要等到1980年代。 而理论上的研究，则要靠另一个还没出山的量子力学大神——狄拉克，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学家，如费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。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，未来的“玻色子”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“李谕子”，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（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，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）。 —— 现在的欧洲还是没啥理论研究环境，与爱因斯坦他们多待一周后，李谕便回到了巴黎。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，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，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“最高会议”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。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，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：“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，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，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，包括胶济铁路在内。” 简单点说，就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了日本。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、陆徵祥解释说：“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，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，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，但在目前情况下，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。” 但中国代表团肯定不能接受，这不还是相当于丧权辱国嘛！ 在与顾维钧会面时，他对李谕失望地说：“我们还是彻底失败了，虽然竭力争辩，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，但毫无效果，最高会议决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，不会再就中国问题进行讨论。” 李谕无奈道：“果然如此糟糕。” 顾维钧说：“太无力了！弱国无外交啊！只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让我去签字，因为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。” 李谕叹道：“尊严只在刀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” 顾维钧同样说：“列强还是列强，即便我们是战胜国，也没有用。” 虽然巴黎和会要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举行签字仪式，但对中国代表团来说，结果已经注定。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，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。 就像玩王者，一个大佬带四个菜鸟，如果赢了，这些人会直呼这个人牛逼；若是输了，这四个人会狠狠地责怪大佬，说都是因为他才输了。 好在顾维钧这人够强硬，没有因此背锅，反而开启了人生高光。 陆徵祥等人表现得还是多少有些软了点，但背后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质原因。 身处近代史，李谕完全明白了为什么历史教科书会写一句：资产阶级革命失败是因为他们有软弱性。 在这个世界，真心是弱肉强食，利益至上，国家之间哪有所谓的公平、道义？别人不仅不会坐视你强大，甚至还会拼命阻拦。 别说一战了，打得更惨烈的二战之后，世界格局还是没有多大变化，也就用几千万条生命确定了国家和边界线。 发达国家还是当年的列强。有几个国家突破了阶层壁垒？ 非常少，说得出来的可能也就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。 但他们都属于小国，新加坡有马六甲的天然优势，足够让一个新加坡强大。要是没从马来西亚独立，新加坡可能只不过是下一个开罗或者孟买。 韩国规模大一些，人口、土地、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，战后当了美国小弟，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，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。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，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。 和他们不同，中国能取得的长足进步太难了，完全是自力更生，走的是少见的正路。 列强当年发展起来工业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，疯狂掠夺。 中国则是工农业剪刀差，牺牲多年农业，扶持工业，直到工业崛起，才又反哺农业。魄力和决心方面，中国说第二，还真没其他国家敢说第一。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，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，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，更没有条件。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，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。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。 5月1日，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，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： 其一，全体代表离会回国； 其二，不签字； 其三，签字，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。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：他认为第一、二种都不现实，只能采取第三种。 也就是说，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。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。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，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，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，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。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，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，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，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，爱国之心油然可见。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，将消息提前公布，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。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。 5月2日的《晨报》顷刻售罄，短短两天后，震惊中外的“五四运动”爆发，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。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。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“五四运动”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。在他们看来，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《晨报》都隶属于研究系。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，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、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，被泼了个透心凉。 北洋政府那边，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。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：5月7日国耻纪念日（二十一条而来），召开国民大会，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，即请政府撤回专使。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，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：“公敢签，请公不必生还！”